“这座烈士纪念碑，通高34.117米，象征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于1934年11月7日，标志着从这一天开始，自由、民主、平等的旗帜插在了陕甘边的大地上……”5月21日，穿过写有“南梁革命纪念馆”7个金色大字的仿古式牌坊，跟随南梁革命纪念馆讲解员刘晓凤，陇东报“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追寻红色印记”采访组来到了南梁革命烈士纪念碑前。

纪念碑巍峨挺拔，碑座东、西、北三侧分别镌刻着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牺牲的刘志丹、谢子长、王泰吉、杨森、杨琪等609位烈士的英名，那些曾经发生在这块红色土地上的故事，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再次浮现眼前……

20世纪初，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列强入侵，军阀混战，加之封建地主残酷剥削，陕甘地区连年大旱，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广泛传播。陕甘边地区这片积蓄了强烈反压迫、反剥削力量的土地上，革命的火种也悄然而生。

南梁革命纪念馆展出的红军作战场景

南梁革命纪念馆展出的红二十六军成立场景

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址

荔园堡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袁鹏飞绘

1935年初，蒋介石一面调集重兵对长征中的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一面调集陕、甘、宁、晋、豫5省军阀，集6个师约30个团共计4万余兵力，照搬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办法，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及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南梁中心苏区成为敌人“围剿”的重点区域。

面对严峻形势，1935年2月5日，陕甘边特委与陕北特委在陕北周家硷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任命刘志丹为西北军委主席，统一领导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的军民，集中开展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此前，为了粉碎国民党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谢子长率领红军和游击队回师陕北，不幸在清涧河口战斗中负伤。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因伤情恶化而与世长辞，年仅38岁。

习仲勋等领导陕甘边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一团、第二团、骑兵团及各路地方游击队坚持在以南梁为中心的广大根据地牵制、袭扰和打击南线、西线、西南线“进剿”的敌军主力，使北上的红军有效打击敌人。在刘志丹等同志的正确指挥下，陕甘红军主力采用游击战术，历时8个多月，相继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6座县城，于1935年9月胜利回到南梁，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取得全面胜利。

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以瓦窑堡为中心的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涉及陕、甘两省30多个县域、面积达到13万平方公里、近100万人口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又称西北革命根据地）。

第二次反“围剿”的硝烟尚未散尽，蒋介石又调集东北军、中央军和陕、甘、宁、晋、绥5省军阀共15万余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军事“围剿”。陕甘红军采用声东击西、迂回作战的战略战术，与国民党军英勇作战，先后在慕家塬、定仙墕等地打响战斗，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第一阶段的胜利。

1935年9月16日，刘志丹率领陕甘红军主力来到永坪镇，与1934年11月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9月18日，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并打破敌人的重兵“围剿”，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

此时，长征到达哈达铺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大决策。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甘苏区辖域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

到达陕甘苏区的党中央得知根据地正在开展错误“肃反”时，立即下令“停止审查，停止逮捕，停止杀人，一切听候党中央解决”，并委派贾拓夫、李维汉、王首道等人前往瓦窑堡接管错误“肃反”审查纠改工作，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苏区领导同志获救释放，为党和红军保留了一大批革命人才。

同年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同时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11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率中央红军到达甘泉县以南的象鼻子湾，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11月7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和红十五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毛泽东亲自部署并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军事“围剿”。

1936年2月至7月，红一方面军先后进行了东征和西征，将陕甘根据地扩大为陕甘宁根据地。东征中，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八军打垮了黄河两岸阻挡红军东征抗日的几十个营团的国民党军队。4月14日，刘志丹在山西前线指挥攻打中阳县三交镇时，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4岁。

陕甘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其为“两点一存”，即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后来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

在南梁革命纪念馆的一面石墙上，“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16个红色大字赫然醒目，这就是南梁精神的内涵。

“陕甘革命根据地军民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南梁精神。南梁精神传承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又为延安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本土实践基础。”华池县党史办主任齐勇进说。

“听见白军来，东西往外抬，把白狗全饿坏，盼望红军早回来。听见红军来，下夜做军鞋，针线密密做得快，红军穿上有气派……”这首陕甘地区流传的红歌《听见红军来》，真实反映了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共产党人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休戚与共。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开展了大小70多次兵运斗争，几乎全部失败，但边区共产党人始终坚守信念，积极开展革命斗争，践行着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誓言。谢子长经常对一些遇到挫折和失败就动摇消沉的同志讲：“失败是成功之母，一次不成再来一次，最后胜利总是我们的。”并十分乐观地打趣说：“老子不行交给儿子，儿子不行交给孙子，有志者事竟成嘛。”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中，陕甘边的领导干部大都经历过被无端指责甚至排挤，但他们始终不计较个人得失，处处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1935年9月，在错误“肃反”中，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苏区党和红军领导干部均被关押，蒙受了极大冤屈和无端迫害，但他们从无怨言。刘志丹还耐心细致地劝慰受迫害的同志：以大局为重，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习仲勋在回顾总结陕甘革命时期工作时说，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陕甘革命根据地领导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地估计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作出重大贡献。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南梁精神以它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激励着庆阳老区人民奋勇前进。在建设新中国、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打赢脱贫攻坚战、迈向现代化的征程中，南梁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老区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

茫茫黄土塬，巍巍子午岭。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是一幅气势磅礴的革命画卷，展现了无数革命前辈和先烈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它是一座巍峨耸立的丰碑，铭刻着陕甘边区人民为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作出的巨大贡献；它是中国共产党人谱写的光荣史册，成为感召后人，启迪思想的宝贵精神财富。